宋代的古诗词歌曲能够迸发出惊人的能量，不仅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音乐文学表达形式，而且即使跨越千年依然被现代的作曲家和音乐文学爱好者们改编和传唱，一定有其重要的原因，艺术文化往往都具有历史性与继承性，新的艺术往往从前一个文化中发展而来，例如在宋词中我们就能见到很多唐代诗词与音乐遗留下来的痕迹。那么宋代古诗词歌曲是如何而来，又如何影响后来的元曲呢？一起来看看。

（一）上承唐代之“雅”

宋代诗词音乐的繁盛离不开对于唐代诗词音乐文化的继承。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也诞生了极具代表性的音乐文学形式。因为这一阶段的繁荣与稳定，其诗词与宫廷音乐被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其“雅正”之风格也对后面的宋代的诗词起到十分深远的影响。这一切的发展首要依托于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经济方面 ，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使得唐朝经济发展迅猛，百姓获得近 200年的安乐生活，文人创作之风大盛；在《唐诗选·前言》中了解到在政策方面，采取“诗赋取仕”的国策，以科举制来为朝廷招贤纳士，考的是四书五经，所有的文人无不念诗书，懂礼乐，大大拓展了诗词的创作与传播。同时采取“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允许外国文化的融入，使得唐代文化多元化发展。

在政治和经济局面皆开放的国情下，上至皇亲贵胄，下至平常百姓，无不积极学习和创作诗歌，造就了多彩多样的唐诗。而宋词能够成为经典流传至今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与唐代的诗与乐紧密相连，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唐代多姿多彩的诗歌文化与雅正的宫廷音乐，才能有宋词新曲的新高峰。

从音乐方面来说，唐自建立以来设有太常寺、梨园和教坊等大型的音乐机构。之后随着教坊在唐代音乐机构中地位不断上升以及职能不断变动，最终成为专门从事音乐学习、表演、考核等活动的最大机构。大量的乐工在这些机构中精进技艺与寻求创新。诗歌与音乐的结合发展迅速，以乐入诗已成为一大特色，诗中有乐，乐以诗为载体。形成了具有良好格律化和音乐美感的独特艺术形式。诗歌和音乐相互依存，音乐可以增加诗词的音律感并能提升诗歌的格调，而诗词用其内在的表达力丰富意境，使得这种形式成为上层社会中必不可缺的娱乐形式。

再加上唐代一直是一个文化包容度极强的时期，因其政治经济的稳定，各国不同文化的交流，唐代本土的汉乐不断的融入了来自其他地域的以及少数民族的胡乐，配合着宫廷乐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燕乐”，随着新燕乐的不断发展与壮大，唐代的宴饮音乐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台阶，人们逐渐认为单一的舞蹈表演和器乐演奏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审美欲望。

自初唐开始，出现大量诗人根据乐曲的节奏、主题搭配合适的诗文的艺术形式，即声诗的形成。随着配词活动由偶然逐渐演变为有目的有计划的表达感情的活动，为之后的宋词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奠基作用。

自唐朝到宋朝，音乐艺术发展的主要特征就是教坊音乐的向下发展，即由宫廷走向民间。尤其安史之乱以后，宫廷音乐遭受巨大冲击，教坊遭到严重破坏，乐工受到迫害和驱逐，但这个事件也使得大批乐人流入民间成为民间音乐的主力军，加快了世俗音乐的发展。更为专业的乐伎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中，有更多更广阔的表演空间，同时也接触到了更多的文人创作者，促进了更多词乐的产生。给予宫廷音乐更多的灵活性与生活气息。

除了宫廷的教坊下行的影响，另一个因素便是对宴饮风俗的继承。唐初，教坊只服务于帝王、皇室及权臣贵族子弟，表演基本局限于宫廷宴饮之内，到了中唐，范围开始扩大直至晚唐宋初民间，宴饮源自魏征的主张“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也称为乐歌，出于《礼记·乐记》：“乐师辨乎声诗，故北面而弦。”之风气的范围逐渐扩大，乐工们也更加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有的活跃于酒肆茶馆，有的活跃于青楼或者成为家伎。此后，教坊的地位大不如前，学习技艺的人不再以进入教坊为目的，转而热衷于市井场所，与文人的接触更加的频繁，为世俗音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音乐文化中心逐渐从唐代全盛时期以宫廷音乐和梨园为主导的方式向民间家庭、青楼和市场转移。

此时，宫廷宴请文化已成为全民娱乐的一种形式，从唐代宫廷乐师人数超过官场乐师，到宋代官场乐师人数超过宫廷乐师等方面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唐到宋是一个十分明显的转折点，宋之前皆可称为贵族门第社会，阶级固化等级森严，在宋代以后完全的进入了一个平民化的社会，除了一开始入侵成为新主的蒙古族以外，很多普通寒门的子女通过努力读书也可以成为上层阶级的人。

从诗词方面来说，唐诗素来以题材宽广、流派纷繁、风格多样著称，不论是清逸的山水田园诗或是壮美的边塞诗，爱国诗皆有传世佳作，更是有像李翰林、孟襄阳、王昌龄、高适、岑参等大诗人大文豪层出不求。早在汉朝，乐府诗便包含了歌、行、曲、辞等多种形式。尝试了乐律与诗词的结合，实现了一次诗歌的创新。后在魏晋南北朝得到传承与发扬，五言诗和汉赋颇受喜爱，为唐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诗本身包含了语言的音乐旋律美，而音乐也是传承了乐府诗以及胡乐音乐的特点，同时也能够找到词曲体的特征。首先是唐诗中格律诗的创作，唐代格律诗这种艺术形式已经比较成熟，有自己独特的措辞习惯与节奏。遵循“宫羽相变，低间节，前有浮节，后须切响”的创作手法。

综上所述，论诗歌与音乐方面，唐代对于宋代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歌词与音乐相适应的转变与发展已经是中国音乐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宋词创作的巨大成就，应归功于唐代对乐诗关系的长期探索和改编以及文人艺妓的共同努力。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唐代的诗人及其诗作大多彰显飘洒之性情，在规整的严谨的创作手法中抒发及洒脱的生活态度和饱满的艺术热情，一直对宋代的词人，尤其是北宋时期的词人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可以说从唐代的“雅”到宋代的“俗”，是时代的趋势也是广大群众的选择。

（二）下启元代之“俗”

宋代在经过由贵族社会蜕变为平民社会的过程中，其世俗文化已经发展的十分完备，给古诗词发展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与此同时也启发了元代音乐文学的发展。元朝初建之时，疆土辽阔，物质充盈，经济状况也与北宋十分相似。结束了金朝与南宋的长期对峙，经济开始复苏，宋末因战乱而停滞的农业手工业又重新活跃起来，恢复一片繁荣景象。抬头望去不论是青楼里、行驶的马车里还是在烟花柳巷，都可以听到有人吟唱元曲，世俗文化进一步发展。

民间文娱活动更甚，文人创作者们于歌伎、演员结合，为歌伎与大众创作，以此来满足究格律，连平仄声的相错互换，前后上下对应，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能随心所欲。对于世俗文化的艺术欣赏的需求。事实上，元曲的诞生与宋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词曲的发展演化到元代，因为与百姓的距离近，传播性强，有的词曲直接转化为了曲调，继续传唱，或是加入到一些新的曲调中，变成新的流行曲。宋词从各方面都促进着元曲的发展成为其肥沃的土壤，使元曲从中获得了丰富的滋养。

与宋代的词曲相比，元曲更多地抒发了底层民众的心声，直接畅快地表现现实生活中强烈的个人情愫。同时，元曲在表达语言的手法上更自然通俗，贴近百姓生活，以通俗易懂的白话为主。通过通俗的文学语言和表达彰显特属于元代人民的个性以及百姓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意识。例如有人曾以“开金元曲子之先声，比于里巷歌谣，亦复自成一格。”来评价柳永，认为他对于元曲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柳永生于北宋时期，这与元代繁荣和充满朝气的社会环境很相似，但他与很多元代的文人一样却与这社会环境格格不入。

但他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依然坚定的做自己，以一种不屑于世事争斗，嘲弄自己也嘲弄他人的浪子姿态回应这个黑暗的世界，传统死板的统治阶级和主流文化。因此大家都喜欢承袭原本就十分通俗的“柳词”。事实上，柳永还是十分有才华的，在其俗词艳曲之下自有风骨。他的曲子总是在通俗的基础上加些辛辣诙谐，是一种对于自己的信念的坚定，对自我感情的真实表达。人们总是轻易的被曲中的情愫所带动，和柳永的俗词有很多的共同之处。

关汉卿在杂剧与散曲两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其作品继承了很多柳永词作的特色。其人生境遇也十分相似，他将柳词更加倾向于乐曲的发展，承袭着柳词开辟出世俗音乐文化的新发展。柳永的诗歌使我们从生活的欲望中感受到个体解放的需求，而关汉卿则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欲望的需求，追求对于人的独特个性的彰显，渴望自由与平等的社会解放的要求。他的作品总是题材也很多样，时而描述自然景物，时而表达自己风流之态度，时而记述爱情等等。喜欢用通俗简洁之语言表达通透的境界，在旷达之中蕴含深沉的对这个时代的哀叹，在婉转之词中又不乏清丽隽秀之致。

王国维曾对元曲这样评价: “元曲之佳处何在? 一言以蔽之，曰: 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则又为其必然之结果，抑其次也。” “亲民”与“自然”一直是元曲最为重要的特征与特色。

元曲之所以能够做到烟花柳巷都能听元曲，百姓都能唱元曲，不外乎其自然不造作的语言魅力和贴近百姓生活的题材。在元代，许多创作曲子的人也能写词，甚至有些专门写作的词人自己作曲，既擅长作曲又能够写一手好词。